普京20年系列之五：领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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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9日，叶利钦提名普京担任总理，不到半年之后，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次年3月当选为总统，俄罗斯历史也翻开了新的篇章。2019年是普京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俄罗斯《公报》发表系列专题文章，评述普京执政20年来的施政得失与这20年间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陆续译出该系列文章，供研究参考。本期文章原标题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20年：领袖的转型》，作者为有效政策基金会主席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Глеб Павловский）。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对普京担任总统期间的几个任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普京的政策发生了诸多变化，就像与其同时期的美国历任总统一样。但权力交接问题一直令克里姆林宫惴惴不安。人们都谈论这个问题，都对这个问题抓住不放。但普京的总统任期还有五年，这比他第一次当选后的任职期限还要长。试问谁会在2000年春天就要讨论“普京将如何离开”这个问题呢？
1999年，政客和专家们满脑子都是“接班人”问题：他们希望举办一场可控的选举，让一个候选人不出意料地获得胜利。全国上下都紧盯着这场大选，并且愿意承认胜选者即为总统。当时选举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叶利钦总统已经不能获得人们的支持，但只有较少的选民喜欢替换他的计划。
时移世易。今天的普京比叶利钦更受欢迎，但选举却成了一个边缘性的舞台——权力已经不依赖于选举。在新的条件下，“接班人”计划已经不具有可行性，甚至对普京体制可能还具有破坏性。但普京身边人还在受这些思想的支配。
叶利钦的“接班人”计划基于一个合理的任务——将权力从分裂区推向大众共识区。从改良主义言论转向诉诸选民的情感和道德共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快速的成功。1999年秋又增加了普京的个人领导力因素。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就是在“普京大多数”这一共识下的具有领导能力的氛围中度过的。
然而，领导力总是伴随着脱离“大众后卫”的风险。所有政治集团都形成了滞后于克里姆林宫的习惯。这种脱离的风险在“接班人”计划启动之初就已经隐约显现，如今也变成了总统办公厅所关注的对象。克宫战略中的普京领导地位已经与社会的去政治化进程取得了平衡，两者的界限也已模糊。媒体议程中对权力主导指标的监测也对此产生了促进作用。共识归结为媒体计量学所衡量的媒体主导性，成为像椰子油一样的衍生品。指标崇拜战胜了国家性，就像30年前战胜了苏维埃国家性一样。
光明与黑暗
“打勾打叉式”的考核报告制度看似并无过错，但却逐渐将俄罗斯警察系统引向了以刑讯逼供方式结案的一套做法，对这一问题早已做过研究。现代僭主政治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其源头也是为了争取“好看”的选举数字。在赢得了起初基本公正的选举之后，普京不得不在随后的每一次选举中继续确认其本人及政党的领导资格。领导资格的象征意义和评价指标取代了领导力本身，使得总统正在失去领导力。
偏见往往会掩盖细节。普京容忍（而且仍在容忍）政府中改革者的时间比叶利钦容忍盖达尔团队的时间还要长。很难将这二十年划分为“光明的普京时代”和“黑暗的普京时代”或是“埃洛伊普京时代”和“莫洛克普京时代”。大家都忽略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对俄罗斯来说叠加的因素还有当时普京离开克里姆林宫，且发生了俄格战争。还要考虑到，当时克里姆林宫的轨迹也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俄军进行了大规模现代化改革、俄罗斯国有银行崛起，并且开始了向国外渗透的实验。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上行和下行的路径是一样的。改革派在俄罗斯银行体系发展上的成功，最终以银行成为克里姆林宫项目的执行者而告终，而普京总理也从克里姆林宫的精英仲裁者变成了联邦银行家俱乐部的领导者。
垂直权力体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能够看到的是变化是由距离总统最近的垂直权力部门首长所处的位置所创造的。普京并未创造出所谓"克里姆林宫宫廷"（кремлевский двор），其实他也没有建立起有很强专业性的决策体系，与其“近身圈子”相关的垂直权力机关中的的“强盗男爵”填补了业务工作的真空。
克里姆林宫"宫廷"——权势巨大的集团公司的首脑、大型国家项目的负责人——被卷入克里姆林宫的全球活动中，并向这些活动提供了资金。人人都在谈论“普京的大厨”叶夫根尼·普里戈任（Пригожин），但他只是一个鲜明的象征人物，他的存在意味着俄罗斯不是由普京一个人所领导的，而是由普里戈任所代表的集体——宫廷寡头(придворная олигархия)所领导的。其资金来源与支持全球业务的责任相挂钩。在此，权力交接问题已超出了国内政治的范畴。俄罗斯只是一个被保护良好的基地而已。普京的近身圈子几乎完全参与了全面的过渡，为其服务，且不敢放弃这一任务。宫廷寡头充当了大型商业项目服务团队的角色，但这些商业项目是否属于其私有财产，还要由盯着他们的强力部门说了算。
偶然性取代了发展逻辑
1991年以来，自由主义改革自明性思想得到了强化。从主张俄罗斯融入"文明国家的唯一道路"，建立法治国家，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到非国有化。没有人从政治层面比较过这些要求，更没有人为其赋予选民所理解的人道面目。
对战略问题考虑得不充分是相当有害的，威权主义产生过程中的政党多元化思想就是这样一个突出例证。2000年代，政党化进程像一头圣牛，吸纳了克里姆林宫的大批势力，其中也包括普京本人。起初导致国家杜马中出现了统俄党——一条从尚未建好的党派巢穴中飞出的翼指龙，事实上它是绕过选举而产生的。克里姆林宫的设想充斥着唯美主义。不知为什么，他们认为党派就必须要有左、中、右三种。但还需要保守派和民族民主派，不是吗？如果把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位分给统俄党，那么市长的职位留给谁呢？普京起初认为可以给第三党，即“公正俄罗斯”党。后来可能想到这个礼物太大了。同时，统俄党在成为地方长官的游说集团以后，开始了与市长们的斗争。克里姆林宫在赋予地方长官取消市长选举的权力以后，也悄然走上了政治“去城市化”道路。
我们所努力寻找的不可阻挡的发展逻辑，几乎都是偶然事件。对2011年杜马选举舞弊以及王车易位的暴怒，引发了博洛特纳亚广场抗议，是合乎逻辑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俄罗斯城市社会，本来期待另外一种被当局对待的态度。但作为已经去政治化的群体，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这样的诉求。这个危险的偶然事件也使克里姆林宫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大敌当前，需要动员。因此，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现实的城市社会——杂乱无章的、没有明确思想的市民和忠于普京的市民，第一次变成了敌人。当局开始在国内政治中运用动员技巧，他们没有退路——必须持续制造新的证据来证明俄罗斯城市对国家的敌意，制造两者之间的鸿沟。普京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则是与未来国家的支柱——俄罗斯特大型城市之间的战争。而在克宫眼中，什么可以代替城市？自然是全面的转型！在没有明确目标、没有堤岸的情况下，动员起来进行全球扩张。
普京对弱国的发展明显失去了兴趣——他的游戏已经拓展到了俄罗斯之外。普京不再是决策的保证人，也不再是仲裁者。通过他做出什么决定已经并不重要——因为他也不能保证这些决策能够得到执行，因为强力部门都在忙着争夺国家资产。
20年来，在俄罗斯政治阶级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即把重大事件都解释为普京个人决策，外交政策的升级也被认为是俄罗斯总统的可怕战略。但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软弱性的专制——缺乏称职的官僚机构、专业的法庭和有效的公众监督。为“普京的领导资格"而斗争，导致政治议程扭曲变形，体制瘫痪。
90年代的“罐头”
普京是属于上世纪90年代的人，他在新的城市世界中鹤立鸡群。但保守派也并非一成不变，他们在变化，也在老去。"接班人"计划和普京的圣彼得堡帮无疑是上世纪90年代留下来的东西。他们闯入了2000年代，控制了应属于他人的2010年代的舞台。当年从战后丛林中走出来的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那代人，也是在七八十年代接管了国家，使俄罗斯错失了退出冷战的大好机会。爆炸性的领导力使普京在1999年秋被固定化了，一如闪光灯下被定格的照片。一个富有朝气、相当理智、富有同理心的人，变成了万恶的90年代的“活罐头”。但罐头食品也会变质腐坏。领导力变成了令人不安的控制力——始终与他人保持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知道控制边境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沿边境修建一堵墙。普京则用内在的一道墙将其1999年的选民与普京主义隔离开来了。
现在，一切与普京连任有关的事情，都关系到国家安全。他仍旧是一个强人。当人们在莫斯科抗议集会时，他却骑着摩托车在克里米亚亮相；军事基地发生了事故，他却始终一言不发。他能叫停任何事情，但不见得能启动什么。这使得未来的五年时间更显得捉襟见肘。可以赞美克里姆林宫，但对克里姆林宫的权势集团而言，转型已经开始了。对于找到出路来说，普京的第四个总统任期还是太短了。
普京身边的人都在考虑“接班人”的方案。在瘫痪现行宪法之后，他们依赖于普京，但普京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提出的任何一个接班人选都不会被国家所接受——这个人总是会被认为是宫廷的傀儡。
但是全面转型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是2024年还是30年后，普京的权力交接在今天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为体制创造了一个时间轴，为它赋予了内部动力——一个虚拟的晋升机制，创造了一个各方势力不明确的角斗场。五年后可能进行的选举，也可能不进行的选举，都会变成一个安装在俄罗斯国内和国外结构交汇处的全球时钟。
在 "接班人 "这个虚幻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种形成集体领导的必然性。在俄罗斯历史上，集体领导总是短暂的，但也往往能够获得成功。这很可能成为克里姆林宫圈子做出的最终决定。
（翻译：达琏懋，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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